呜呼曹公，溘然长辞。音容宛在，德范昭垂。公原名国玺，陕北清涧人也。少家贫而志坚，耽于诗文，弱冠之年便以笔为耕，在黄土高原上写下最初的歌行。一九六五年，公赴京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，亲聆彭真、周扬诸公教诲，这成为他文学生涯的重要起点。

公与路遥的交往，堪称文坛佳话。文革初期，二人分属不同群众组织，曾有过冲突。然路遥仕途失意、情场受挫，于低谷中恸哭之时，公不计前嫌，伸手相援。一九七〇年，公调路遥入县革委会通讯组，授以读书之法，导以创作之径，从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到《牛虻》，为其规划读书清单，如老农扶犁，引领这位文学青年在文字的田野上深耕。路遥的第一首诗作《我老汉走着就想跑》，便是经公之手，发表在公社黑板报上，由此迈出文学创作的第一步。此后二十余年，路遥成了公家常客，年三十亦不远百里登门，二人合骑旧自行车采访，在黄河古渡自拍留影，那帧以滔滔黄河为背景的照片，成了他们友谊的见证。路遥病重期间，公为其奔走墓地与纪念馆建设，废寝忘食，以诗心绘图纸，以赤诚筹善款，将知己之谊，尽付于行动之中。

公与路遥之交，亦堪称刎颈。初识于文革之乱世，曾为陌路，甚至为敌。然当路遥落难，公摒弃前嫌，引为知己，授以文道，解其心忧。路遥之成才，公之功不可没。若非公之慧眼识珠，悉心栽培，路遥恐终老于乡野，文坛亦失一巨匠。公之于路遥，亦师亦友，亦父亦兄。路遥曾言：“谷溪兄，吾文学之引路人也。”公闻之，淡然曰：“此乃汝自身之勤勉，吾不过顺水推舟耳。”其谦冲若此，令人动容。

公对知青群体，亦有拳拳关怀。北京知青插队陕北之际，公以通讯组为平台，延揽林达、陶正等知青骨干，办培训班、开文学沙龙，为他们提供创作的土壤。他深知知青们对知识的渴望，对文学的热忱，便以利他之精神，为他们修改稿件、指点迷津，让荒芜的黄土高原，长出了文学的青苗。公常言：“知青带来了外面的风，我们要让这风吹遍陕北的山峁。”

公对知青之关怀，还如春风化雨。北京知青来延，公见其有学识、有抱负，便力邀入通讯组，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之舞台。公常与知青们围炉夜话，谈文学，论人生，让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，在黄土高原上找到了精神的归宿。林达、陶正等知青，皆受公之教诲，后来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。公曾说：“知青是陕北的贵客，也是文学的种子，我们要让这些种子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”

公一生，为文则笔耕不辍，著有《延安山花》《我的陕北》等诗集，主编《延安文学》《路遥研究》等刊物，为陕北文学搭建起坚实的平台；为人则古道热肠，提携后学，奖掖青年，如蜡烛般燃烧自己，照亮他人。

公之治学，严谨求实，精益求精。著述颇丰，惠及后人。其文章，如明灯一盏，照亮后学之路；其思想，如甘泉一泓，滋养世人之心。公主编《延安文学》二十余载，呕心沥血，将一份地区刊物办得有声有色，成为陕北文学的摇篮。

今公已逝，音容难再。然公之精神，永存于世。亲友同仁，当以公为楷模，承公之志，继公之业，提携后学，关怀知青，以慰公在天之灵。

呜呼哀哉！伏惟尚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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